Tag: 解体党文化

08
Jan
2020
Posted in 国际 大陆 文化 新闻

【解体党文化】后记

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 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 但是,历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居然羞于让它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 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它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细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映。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供牲中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 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堆杂耍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劫数。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决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借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地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五千年。 在破解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地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借口,不敢正视。 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评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大纪元插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神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 dajiyuan.com…

08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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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08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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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上)

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大纪元插图)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08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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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咨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08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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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上)

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仁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 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辙,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校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 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 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 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历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 1.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作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 1)把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 简单地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历法(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 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黄帝颁布的。轩辕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 由于轩辕黄帝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因此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视道家的阴阳学说。历法也表达了阴阳平衡的概念,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12个月,大约354天,所以积33年与公历相差一年。 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背对着地球,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

07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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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下)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大纪元插图)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借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07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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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上)

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 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据《易.系词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移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像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字形和语音与宇宙有着巧妙的连带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 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份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视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它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肌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话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冥然不觉,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大纪元插图) 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相互叫“同志” 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07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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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 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大纪元插图)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大纪元插图)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六百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07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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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上)

前言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点是标语口号满天飞。网友收集的“中国标语大全”,内容涉及计划生育、打击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扫盲等等,还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其粗暴野蛮、荒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是国人几十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以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共产党为什么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视标语口号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标语口号简短、上口、形象、易记,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为标语口号往往十分简短,不可能包含复杂的论证过程,因此它们所宣传的理论政策本身的荒唐错误、似是而非就被掩盖起来,不易为人察觉。 有一组口号,贯穿了中共几十年的暴政史。这组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共的集团目标,中共曾花大力气反复灌输并用各种文艺形式图解渲染。虽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组口号有时候会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或多种形式出现,但其精神实质没有变化,其目的就是巩固人民对共产党的依赖和顺从,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组口号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爹亲娘亲没有党亲”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共的灌输手段,不管是宣传机器、文学作品、教科书,还是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文艺形式,都好比乐器,它们是中共用来灌输党文化的工具。当然,具体创作者随着时代或者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从这些乐器中出来的曲子,可能曲调千差万别,但是表达的主题却与这四句口号一脉相承。如果从具体的种种现象回到它们的主题和要表现的东西上的话,那这四句口号就是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传中常见党文化的创作指导大纲。要是想弄明白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现的实质,就不能不剖析一下这四句口号。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歌声与谎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07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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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上)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大纪元插图)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大纪元插图)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地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05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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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下)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谎言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 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惟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60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2000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大纪元插图)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 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05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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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下)

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大纪元插图)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大纪元插图)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05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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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中)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05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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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 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大纪元插图)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做“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都屈服在“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大纪元插图)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05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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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下)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大纪元插图)   (大纪元插图)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04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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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中)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大纪元插图)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像,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钜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大纪元插图)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X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务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后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经》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经》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01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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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上)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大纪元插图)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01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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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华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起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神农尝百草(大纪元插图)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 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大纪元插图)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01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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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2006年9月24日更新 dajiyuan.com /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08
Nov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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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

I. 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II. 解体党文化 【解体党文化】绪论 【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