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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大纪元插图)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大纪元插图)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殇》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 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大纪元插图)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做“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都屈服在“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大纪元插图)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大纪元插图) （2）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