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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浮现出来。疫情爆发初期有8人因称“出现SARS”，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被训诫。最新消息指这8人都是医生，并且都在抗疫第一线，这一事实，令国人震惊。 “疫情不可控，但人民可控”。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真相，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控制，导致控制病毒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现在造成泛滥，中共又控制媒体宣传救治病患是多么的得力、热火朝天，而真相依然被掩盖。 “可控”是中共惯用的词汇，也是中共维护自己的惯用手法。这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反应迟钝的体制弊端在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 1月2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2例。湖北省副省长马国强解释称，这是因为检测权力下放与检测速度提升。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病例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才能确诊，16日之后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有检测资质，最近资质下放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 换句话说，武汉市将前期未能及时通报病例的责任甩向了中国疾控中心。那段时间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呢？16日之前，武汉已经有多名医生被传染，但仍不能被确诊，而当时在韩国、泰国出现的病例都能确诊，中国疾控中心是水平不够吗？据称那时他们还在优化检测试剂，16日才给到武汉。 按照中共的逻辑，只有最高机关才能说了算，而中国疾控中心最终也会因此而不承担责任，中央又把责任甩回地方。在中共踢皮球之时，众多老百姓却要承受灭顶之灾。 试想，疫情是否猛烈爆发，是否人传人，是武汉的一线医生更了解，还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更了解呢？十几名医护人员被传染，“专家”还在称不会人传人。 疫情爆发后，很多公司和个人想捐助急用物资，但是送不到武汉，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才能送达，然而这个机构在汶川大地震等等丑闻中，早已失去信用。捐助本身就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中共还是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对社会是有益的。 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1月28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三次向中国提出派遣医疗小组协助，但未被接受，虽然最终允许美方专家来华，然而疫情如火，耽误时间，等于害命。 这与60年代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苏联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对于莫斯科提出的粮食援助，毛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援助面前，中共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而仅仅就是为了他们的面子。 疫情不可控，但中共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话事权。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清晰地揭露中共的“控制”基因， “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机制的上上下下，就不会以民为本。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为了中共续命，都可以一再隐瞒、绝不认错。可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中共的做事目的与其邪恶本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武汉肺炎期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增加，就是一个例证。 minghui.org

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大纪元配图)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大纪元配图）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大纪元配图)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