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_音頻

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它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毀滅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讓人的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最終被淘汰。 前言 绪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第一章 共产主义魔鬼毁灭人类大势鸟瞰——魔鬼毁人之三十六计 第二章 欧洲发端 第三章 东方杀戮 第四章 输出革命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上)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下) 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让人反神、排神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上)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下)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 第八章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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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_视频

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它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毀滅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讓人的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最終被淘汰。 前言绪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第一章 共产主义魔鬼毁灭人类大势鸟瞰——魔鬼毁人之三十六计 OR 第二章 欧洲发端 OR 第三章 东方杀戮 OR 第四章 输出革命 OR 第五章 渗透西方 OR 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让人反神、排神 OR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 OR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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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_音频

中共的历史是谎言与暴行交织的历史,而其谎言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在于对事实本身的掩盖或歪曲;第二个层面,则在于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的所有社会资源而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 《解体党文化》绪论 《解体党文化》之一 –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解体党文化》之二 – 系统的思想改造 《解体党文化》之三 – 灌输手段 《解体党文化》之四 –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解体党文化》之五 – 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解体党文化》之六 – 习惯了的党话 《解体党文化》之七 – 生活中的党文化 《解体党文化》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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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_音频

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整整一百年過去了。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亮出了與神爭奪人類的旗幟,喊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一章 – 中心之國 神傳文化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二章 – 紅魔陰謀 毀滅人類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三章 – 暴力殺戮 惡貫穹宇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四章 – 共產邪靈 毀人不倦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五章 – 邪靈篡位 文化淪喪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第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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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_视频 Video

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整整一百年過去了。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亮出了與神爭奪人類的旗幟,喊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一章 中心之國 神傳文化(更新完整版) OR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二章 紅魔陰謀 毀滅人類(更新完整版) OR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三章 暴力殺戮 惡貫穹宇(更新完整版) OR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四章 共產邪靈 毀人不倦(更新完整版) OR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五章 邪靈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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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和经文 & 法轮大法音像资料

法轮大法简介法轮修炼大法是由法轮佛法大师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李洪志大师论述法轮佛法的著作已经公开发表的有《法轮功》、《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法轮大法 大圆满法》、《法轮大法 精進要旨》、《法轮大法 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 美国法会讲法》和《转法轮法解》等四十六本,这些著作已经译成四十多种外文版,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 => falundafa.org 轉 法 輪 (转法轮) 法轮大法音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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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_音频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九评之三: 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FULL VIDEO – EBOOK  LINK1 – LINK2 – LINK3 – LINK4 FULL AUDIO – EBOOK LINK1 – LINK2 – LINK3 – LINK4 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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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OR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OR 九评之三: 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OR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OR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OR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OR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 OR 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OR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OR FULL VID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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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紀實:艱辛尋法之(二)蒼茫林海

(一)布旅红 我在二十年前左右遇到了幾位來自大陸最北地區的修煉人,在那個時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他們還穿著七十年代才流行的衣服,洗得都有些白了,領口有些破舊了。當時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很多,我也沒有上前與他們搭話,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 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但看到他們的那一幕不知怎的,一直深深的印刻在腦海中,不曾忘卻……. 今天我就藉此機會寫寫他們其中的某一位修煉人前生尋法的經歷。 在明朝的時候,這位修煉人(阿松)轉生在外興安嶺地區。 阿松從小和父親學會了狩獵。當時這裡文明程度很低,加之長期在大山裡面,對外界的事情所知甚少。民風很淳樸。 他十八歲的時候,有一次隨父親狩獵,獵物跑的很遠很遠,他們也追出去很遠很遠,不巧此時山里下起了大霧,霧非常大,加之這裡山高林密,他們父子二人迷路了,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天色將晚,阿松父子二人無奈之下,只好找個避風的地方棲宿。 因為他們就是在大森林裡生活的,所以這些事情難不倒他們。砍些枯枝鋪好,旁邊弄些枯草和干枝點上火,父子二人安然睡去。 第二天,大霧早已散去,他們二人憑著在大森林裡生活多年的經驗,先辨別方向,然後再一點點的找尋回家的路。 在找尋的過程中,他們遠遠的看到一隻猛虎在撕咬它的獵物,很殘忍。他們也在路上看過獵戶遺體的殘骸零落在那裡,狩獵的工具丟在一邊。 這些本來對於阿松來說應該是司空見慣了,但不知怎的,這次引起他很多的思考:生命為了生存就得互相殘殺嗎?難道人就是要在大森林裡生活直至死去嗎?濃一點的大霧就可以讓人迷路,那人的能力在上天來看似乎實在是很小很小的。 當阿松父子終於回到家裡的時候,阿松的母親說,昨夜因為他們父子一夜未歸,開始讓她非常擔心,後來夢到一位小女孩模樣的人飄過來對她說,他們父子會平安歸來的。讓她放心。 阿松一聽心裡一震,覺得生命似乎還能有別的存在方式。為什麼他們能平安歸來的事情有人能提前知道並告訴母親呢?儘管是在夢中。 從此阿松無論干什麼都處處留心,留心於查找與思考人還能不能有別的方式存在。 有一次他去打獵,遠遠的看到兩個人結伴同行,那個兩個人走了不遠,突然一隻猛虎跳了出來,猛虎一撲,把一個人摁在下面,一口就把那人咬死,吃了。旁邊的人都嚇傻了,完全沒有反抗和逃跑能力。可是老虎扭頭一看這個人,不但沒有吃他,反而掉頭溜溜的走了。 看到這一幕,阿松的心裡更是疑惑:「為什麼老虎對於兩個人還有不同的待遇?」這個問題縈繞他的心頭很久很久,揮之不去。 有一次他因追趕獵物,失足跌落深谷,將右腿摔傷,也出不來了。正當他處於絕望的境地的時候,不知從哪裡走出一位白鬍子的老者救了他。 那位老者自稱是在這裡採藥的人,但看上去年齡早已超過百歲。 當老者給他的右腿傷口敷藥的時候,他仔細的觀察老者,總覺得應該不是一般的採藥人。 當他想到這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何不把自己平時的疑問都向老者請教一番,如果能得到解惑豈不更好?! 於是他把自己平時對人生的一些困惑,尤其是人能不能活得不被或少被自然環境限定,能自在一些和老虎為什麼只吃一個人不吃另外一個人等等問題向老者請教。 老者一笑:「生命只能遵循某一狀態的道理行事。」說完老者就不再作聲。 這句話開始讓阿松一時間琢磨不透,不過見老者不再多說,他也不好再多問。 過了一些日子,阿松看老者給他的傷口換藥的時候,藥似乎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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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時刻》【武漢肺炎症狀消失】還原武漢市民一家感染真實事件影片_In time of crisis

本片基於真實事件改編 2020年農曆庚子年春,一種可怕的病毒從中國武漢起源,兩個月間迅速肆虐數百萬家庭,這九省通衢之地瞬間淪為人間地獄。為了封鎖消息,中共不斷抓捕傳播真相的人士,恐懼之下,人人自危。武漢周邊某個小鎮,一家六口全被感染,求醫無門後,又被警察封鎖在家中。彈盡糧絕、眾叛親離之際,一個年輕女孩的到來,改變了這家人的命運。 她帶來了什麼,缺神奇地使病毒消失;被封鎖的大門內,到底發生了什麼神奇的事?又是如何改變這家人的命運? 一邊是罪惡仍在繼續,一邊是不顧危險去救人,危難時刻,人們究竟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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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疫情真实信息 只为维护中共自身

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浮现出来。疫情爆发初期有8人因称“出现SARS”,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被训诫。最新消息指这8人都是医生,并且都在抗疫第一线,这一事实,令国人震惊。 “疫情不可控,但人民可控”。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真相,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控制,导致控制病毒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现在造成泛滥,中共又控制媒体宣传救治病患是多么的得力、热火朝天,而真相依然被掩盖。 “可控”是中共惯用的词汇,也是中共维护自己的惯用手法。这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反应迟钝的体制弊端在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 1月2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2例。湖北省副省长马国强解释称,这是因为检测权力下放与检测速度提升。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病例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才能确诊,16日之后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有检测资质,最近资质下放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 换句话说,武汉市将前期未能及时通报病例的责任甩向了中国疾控中心。那段时间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呢?16日之前,武汉已经有多名医生被传染,但仍不能被确诊,而当时在韩国、泰国出现的病例都能确诊,中国疾控中心是水平不够吗?据称那时他们还在优化检测试剂,16日才给到武汉。 按照中共的逻辑,只有最高机关才能说了算,而中国疾控中心最终也会因此而不承担责任,中央又把责任甩回地方。在中共踢皮球之时,众多老百姓却要承受灭顶之灾。 试想,疫情是否猛烈爆发,是否人传人,是武汉的一线医生更了解,还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更了解呢?十几名医护人员被传染,“专家”还在称不会人传人。 疫情爆发后,很多公司和个人想捐助急用物资,但是送不到武汉,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才能送达,然而这个机构在汶川大地震等等丑闻中,早已失去信用。捐助本身就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中共还是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对社会是有益的。 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1月28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三次向中国提出派遣医疗小组协助,但未被接受,虽然最终允许美方专家来华,然而疫情如火,耽误时间,等于害命。 这与60年代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苏联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对于莫斯科提出的粮食援助,毛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援助面前,中共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而仅仅就是为了他们的面子。 疫情不可控,但中共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话事权。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清晰地揭露中共的“控制”基因, “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机制的上上下下,就不会以民为本。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为了中共续命,都可以一再隐瞒、绝不认错。可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中共的做事目的与其邪恶本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武汉肺炎期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增加,就是一个例证。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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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中的千金良方

瘟疫中是否存在千金良方呢?这里有个传说,或许对您有启发灵感的作用。 故事说的是,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 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 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 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又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惊恐麻木间,大家皆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这也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 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的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 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看着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 他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 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 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尸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 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的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 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的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回复了先前的红润。 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偈到: “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岂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做,观汝德至救疟殃。快接仙丹吧!” 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帖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 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之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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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中我闯了过来

〖大陆来稿〗二零零三年非典时期,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念大学,也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发烧症状,并伴有干咳。我在宿舍挺了几天之后不见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让我回家。我就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回家之后发烧症状仍然持续,躺在床上,动弹不了,一会一身汗,一会一身汗。 母亲修炼法轮大法,我从高中时候开始跟母亲去公园炼功,看大法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也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但我一直相信法轮大法好。母亲让我心里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时,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我听一会昏睡过去了,醒过来就接着听。 就这样大概一周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点饿了,想吃东西了。吃了点东西之后,我就洗了热水澡,然后我就好了!过了两天我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就开始封校了。 我的症状和当时的非典症状非常吻合,但是我没吃一粒药,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我的症状不治而愈。 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确确实实的真事! 大家都知道,非典时期有些人发烧了就被隔离,可能原本不是非典最后也被感染了,现在又是一样,只要你出去就到处被测体温,谁能保证自己就没有个头疼脑热呢?要真是被逮到发烧了,不明不白的和其他病人一起隔离,那真是冤死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找谁说理去呢,大家都视发烧者为瘟神,人人自危! 这次疫情本来可以尽早发布消息,尽早采取措施,但是错过了黄金时间。最早发布消息的八名医生,被威胁约谈。只是一个武汉市,中共也不调集足够的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很多人染上瘟疫却不被收治,而中共却对帮助人保命的“谣言”下死功夫阻挡。真是“防人之口,甚于防疫”啊。 这个邪党体制迫害死了中国八千万生命!这个疫情目前没有特效药,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发展的又很快!老百姓得自己保护好自己!希望同胞们请放下你们被中共谎言灌输的偏见,试一试这个不要你一分钱的救命秘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你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平安渡过这次劫难!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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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 (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中、朝、古、越,也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 无论是暴力扩张还是悄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也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也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 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 《九评》编辑部 2017年11月18日 epochtimes.com, ntdtv.com 已满: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https://www.ntdtv.com/gb/prog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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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8):结束语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也经历了数不清的挫折和灾难。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社会道德高尚会带来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众安居乐业;而道德堕落则会带来国家的衰亡甚至文明的毁灭。 今天的人类再一次走向了物质文明的高峰,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肆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不是建立地上“天国”,而是毁灭全人类。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出于恨,它破坏了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不同国家里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暴力杀戮、强迫世人不信神的同时,它魔变、渗透西方,引诱世人远离神、背叛神,走的是另一条毁灭人类之路。 共产邪灵集合了人世间的各种负面因素,通过共产政权、共产党组织、魔鬼的同盟军、同路人、代理人等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操控和渗透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媒体、艺术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不知不觉间都沦陷于邪灵的魔掌,令人触目惊心。人类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反思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轨迹,不难发现魔鬼得逞的原因。人们沉湎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任由无神论泛滥,其实是在主动背弃神的眷顾、把大门向魔鬼敞开。人们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变种和现代变异观念所迷惑,是因为人类已经大面积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之路。传统文化是维系人类道德、让人在末劫最后关头能够得救的保障。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人类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就等于切断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使人无法听懂神的教诲,魔鬼就能无所顾忌地祸乱人间。当人类道德败坏到不符合做人的标准时,就只能被神忍痛抛弃,最终被魔鬼带入深渊。 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 环视全球,重大事件正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发生着。世界在觉醒,正气在回升。 中国虽然集中了共产邪灵最主要的力量,但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坚持信仰和普世价值,和平抵抗共产暴政;在《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运动中,三亿多人勇敢选择从精神上脱离共产枷锁。这种个人发自心底的选择,正在解体共产党于无形。神安排了中共最后的解体。中国的执政者和其他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有意解体中共,神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来天赋神授的真正权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会在最后的过程中遭遇中共解体所带来的一切灾祸、魔难。 在世界上,以艺术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和“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神韵艺术团巡演五大洲,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精神的觉醒和道德的回归,引领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 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近百年来共产主义对社会的渗透和对传统文化的颠覆,逐渐从法律、制度、教育、外交等方面清理共产主义因素和现代变异文化。各国政府开始警惕并反击共产政权及其扶植的黑手,共产势力在全球的扩张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共产邪灵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无法用武力打败。要想结束魔鬼对世界的统治,就必须从纯净自己的内心开始。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内而安外》一文中说:“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慈悲的创世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人们因为背离神而招致灾祸,只有回归神指的路才能获得神的救度。人只要能冷静地识破魔鬼的真实面目,守住心底的善,遵循神给人规定的思想行为标准,重新找回传统道德与文化,神就会帮助人摆脱魔鬼的控制,共产邪灵对人灵魂的侵蚀就无法得逞,它毁灭人类的企图也就注定走向失败。 我们应当感谢神。神为人铺就了摆脱魔鬼、走回传统、回归神的道路,现在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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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7):全球野心(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战” 中共在实现其全球野心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不讲任何规则。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其中包括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1]这些基因在中共全球扩张过程中承传不断、随处可见,手段和恶性程度不断强化和发展。而中共的超限战思想就是这些邪恶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共步步得逞的重要原因。 超限战思想一直贯穿中共的军事实践。1999年,两个中共将领正式在其军事著作中提出“超限战”一词,并将其总结为一套军事理论体系。超限战,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2]超限战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用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超台阶的方法进行,金融、贸易、网络黑客、媒体、国际法等都将成为可能的战场,包括恐怖战、生化战、生态战、原子战、电子战、毒品战、情报战、太空战、走私战、心理战、金融战、贸易战、媒体战、网络战、意识形态战、制裁战等等。[3] 《超限战》作者认为,战争的“泛化”是未来必然的结局,必须将所有的领域都军事化。他们认为,大量不穿军装的非军事人才是超限战的关键,政府必须尽快介入所有的无形战争领域,为战争预做准备。[4] 人们把很多领域称为战场,但那只是一种比喻。中共却是在真实意义上把一切事务战争化,它把一切领域都视为战场,任何时候都处于战争状态,任何人都是战争的参与者,任何矛盾冲突都被视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动辄上纲上线,动员举国之力,使用战争手段达到目标。上世纪40年代,中共曾经在夺取政权的内战中,用经济战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用谍报战先于国军部队直接拿到国军作战计划,用各种阴谋辅助军事行动打败国民党。这些历史上的超限手段,今天中共仍在使用,而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超限战意味着破除通行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使大多数西方人、西方政府和企业无法理解中共的行事方式,更难与之抗衡。 中共的这种超限战思维和做法贯彻在各个领域中:通过大外宣对全世界输出党文化谎言,管控全球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超限战;用名利、美色、人情、贿赂和淫威,拉拢统战联合国领导人、各国政要、智库学界名人、财团大亨、各界有影响的人,培养“中共的老朋友”,为中共站台,帮助它度过统治危机;扶持、煽动、联合流氓政权来牵制美国和西方政府,用订单外交来分化自由国家,实施政治超限战;用十几亿中国人的市场作为诱饵,与各国在经济上深度交融,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共的经济依赖,“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来捆绑各国;用破坏WTO贸易规则和虚假的改革承诺,积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社会主义的肌体;用市场、外汇和财力做武器,通过经济超限战压制人权,逼迫各国放弃道义责任和普世价值;信息技术上使用人海战术,强迫国民和私企盗窃发达国家的信息;外交上对各国有拉有打,分而治之,一手是经济诱惑,一手是威胁报复,并任意把本国和他国国民变成人质等等。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都被中共利用来达成其邪恶目的。 1)“大外宣”:把党文化推向全球 中国一家国营广播公司在伦敦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张之后招聘,有近6,000人申请了90个要求“从中国的角度报导新闻”的职位,中共遇到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问题:应聘者太多了。[5]人们对中共喉舌招聘的趋之若鹜,反映出西方传媒业的衰落,更衬出中共大外宣对这个世界的威胁。 (1)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6]过去中共做不到的,现在就要做到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媒体面临财务困难破产危机,中共抓住时机部署了一项“大外宣”战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共喉舌纷纷“走出去”,把报社、电台、电视台直接开设在世界各地。《南方周末》新闻部前主任长平表示,从2009年开始,中共当局划拨450亿元人民币进行所谓的“形象公关大外宣国家战略”。而据中国媒体人披露,450亿还只是公开披露的一小部分。[7]英国媒体估计中共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在对外宣传上。[8]2018年3月,中共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对外称“中国之声”(Voice of China),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新华社曾在纽约时代广场租用了一块面积最大、位置最优的巨型广告牌,为中共宣传造势,轰动一时。2016年,中共特意把中央电视台在海外的名称从CCTV更改为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全球电视网)。 中共的对外宣传手段“与时俱进”,其喉舌媒体的海外记者站实施“本土化”战略,主要招募当地记者和主持人。一张“习近平通过视频访问CCTV美国站”的照片显示,90%的记者都不是华人。[9]节目内容制作从国内全面转移到国外,在当地雇用记者,在外国人的地盘上,用外国人的面孔、用外国人的声音、用共产党的思维,混淆中共和中国,用洋人来“讲好中共(不是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共(不是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共大外宣中最有特色的一幕。中共还给年轻一代国际记者提供奖学金,包吃包住让他们到中国参与培训或者读学位,给他们灌输中共的新闻观。 伴随着在非洲的经济新殖民,中共的媒体也已经把黑手伸到了非洲的各个角落。来自中国的电视和媒体集团四达时代传媒有限公司(StarTimes Media Group)现已在非洲大陆的30个国家里开展业务,号称是“非洲发展最快、最具影响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乌干达的一位计程车司机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观看当代中国电视剧了解中国社会。”[10] 中共的喉舌因为缺乏信誉、自说自话而造成对外宣传效果不佳。让外国媒体自愿成为中共喉舌的代言人,对批评中共的媒体和个人给予无情打击,让所有人都来为中共摇旗呐喊,是中共大外宣的另一记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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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6):全球野心(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上世纪初,魔鬼安排其人间代理苏共以暴力夺取政权,同时为其在世界舞台的最后一出大戏的主角做了铺垫──这就是当时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一手建立的中共。此后数十年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苏共,和西方自由阵营正面对抗的是苏共,西方人也一直以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为样本来认识共产主义。这给了中共充分的时间发展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初苏共解体,中共登上国际舞台替换苏共唱主角,用难以察觉的非暴力方式利诱人们与之共舞。此时的中共摇身一变,宣称不再纠结意识形态之争,而以“改革开放”的旗号极力拥抱全球化、发展极权制度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许多西方学者、企业家和政客们因此并不把中共当作共产主义政党看待,至多认为它是一个“另类”的共产党。 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共产主义的“假、恶、斗”和人类几千年政治权谋中最狡猾最阴险的部分,用利益诱惑人、用权力控制人、用谎言欺骗人,把这些魔鬼的工具掌握得炉火纯青,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文化,世界上很多人具有很深的中国情怀,对那片古老的土地和中国人民抱有好感和敬意。中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其篡取政权后,绑架了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混淆“中共”与“中国”的概念,把自己的野心隐藏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外衣下,这也构成了国际社会识别中共的难度。 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共的经济合作策略只是为了用“资本主义肌体的营养”[1]养肥自己的社会主义躯体,为稳固其统治、实现其野心服务,并非为了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其具体做法处处与普世价值相悖。 人类正常国家的立国之本来自于历史上的先哲、来自对神的信仰,要求遵循创世主所定下的行为规范、保持高尚品德、保障私有产权、恪守普世价值。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准支撑。魔鬼有意在中共党国里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共道德最败坏时,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邪灵并不是为了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而是要利用人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让全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 中共对内用暴政和资本主义中最不好的部分来运作这个体制,颠覆人类的道德,赏恶惩善,让最坏的人在社会中最成功。其政策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放大,又用无神论造成人无所畏惧的彻底堕落。对外则极力在全球鼓吹“中国(共)特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经济利益诱惑,让自由世界的人们放弃道德原则、默认其在中国实行的大规模信仰迫害和人权侵害。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大公司为了利益向中共妥协出卖良知,按中共的规则行事。 西方国家希望对中共进行和平演变,中国表面上的确现代化和西化了,但是中共的核心从来就没有被演变过。几十年下来,真实的结果却是中共成功地和平蚕食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人心。魔鬼就是要在精神道德层面上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它为了毁灭人类而来。中共是当今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胁。魔鬼让中共扩张全球的直接野心是将其毒素散布世界,并最终以强制形式胁迫人背叛传统、背叛神。其直接的全球野心即便没有得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它用经济利益诱惑放弃道德原则,或者被它的金融圈套勒索控制,或被它在政治上渗透,或被它的大外宣迷惑,或被它的军事威慑恫吓而不敢谈道德原则,无论如何,魔鬼都同样达到了其目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危险,人们不能不仔细考察中共的野心、策略、手法及其背后的目的。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1)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贯之 中共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争霸世界,这一点是由中共的本性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中共的本质是反天、反地、反传统的,要用暴力打碎“旧世界”,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注定它一定会不断扩张,要以共产主义形态一统天下。因此,共产主义从一出现,就必然是一种“全球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由于传统文化的力量曾经相当强大,在某些具体时间、地点,共产邪灵不得不采取渐进的、迂回的方式,宣称“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不同,中共一党独大,其战略目标常常以几十年、上百年为时间段,分步骤实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很快就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后来迫于国内和国际形势,曾经长期采取低姿态蛰伏。“六四”屠杀之后,中共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当时中共评估形势后认为尚无法和美国抗衡,因此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方针。这并非是中共改变了其目标,而只是在争霸的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策略、不同姿态而已。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观察,共产邪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扶植的是苏联,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锻炼“成熟”,作为最后时刻毁灭人类的利器。 2)欲称霸世界,必打败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警察。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必须打败美国。因此,在大的战略方向上,中共必然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几十年间美国一直是中共的假想敌,中共从没放弃对美国的全方位“进攻”做准备。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中分析,中共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计划,那就是在中共建政100年时,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称霸世界。在中共国防大学制作的电视片《较量无声》中,明确表达了与美国较量的野心:中共在实现其主导世界的“伟业”的过程,“必然始终伴随与美国霸权体系的磨合与斗争,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2] 中共的全球战略布局围绕着对美战略展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2004年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陈述:中共军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支专门对抗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3]事实上,不仅在军事方面,中共的大部分外交活动、国际战略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针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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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5):全球化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络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着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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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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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主义(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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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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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着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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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着。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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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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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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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裡,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裡,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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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着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着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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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经济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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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经济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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