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千金良方

瘟疫中是否存在千金良方呢?这里有个传说,或许对您有启发灵感的作用。 故事说的是,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 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 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 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又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惊恐麻木间,大家皆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这也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 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的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 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看着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 他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 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 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尸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 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的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 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的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回复了先前的红润。 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偈到: “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岂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做,观汝德至救疟殃。快接仙丹吧!” 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帖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 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之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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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中我闯了过来

〖大陆来稿〗二零零三年非典时期,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念大学,也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发烧症状,并伴有干咳。我在宿舍挺了几天之后不见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让我回家。我就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回家之后发烧症状仍然持续,躺在床上,动弹不了,一会一身汗,一会一身汗。 母亲修炼法轮大法,我从高中时候开始跟母亲去公园炼功,看大法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也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但我一直相信法轮大法好。母亲让我心里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时,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我听一会昏睡过去了,醒过来就接着听。 就这样大概一周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点饿了,想吃东西了。吃了点东西之后,我就洗了热水澡,然后我就好了!过了两天我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就开始封校了。 我的症状和当时的非典症状非常吻合,但是我没吃一粒药,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我的症状不治而愈。 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确确实实的真事! 大家都知道,非典时期有些人发烧了就被隔离,可能原本不是非典最后也被感染了,现在又是一样,只要你出去就到处被测体温,谁能保证自己就没有个头疼脑热呢?要真是被逮到发烧了,不明不白的和其他病人一起隔离,那真是冤死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找谁说理去呢,大家都视发烧者为瘟神,人人自危! 这次疫情本来可以尽早发布消息,尽早采取措施,但是错过了黄金时间。最早发布消息的八名医生,被威胁约谈。只是一个武汉市,中共也不调集足够的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很多人染上瘟疫却不被收治,而中共却对帮助人保命的“谣言”下死功夫阻挡。真是“防人之口,甚于防疫”啊。 这个邪党体制迫害死了中国八千万生命!这个疫情目前没有特效药,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发展的又很快!老百姓得自己保护好自己!希望同胞们请放下你们被中共谎言灌输的偏见,试一试这个不要你一分钱的救命秘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你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平安渡过这次劫难!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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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火 中共草菅人命

肺炎是“废言”的苦果,疫情是控制“舆情”的报应,封城是“封口”的代价,这样的网上评论越来越多,被武汉疫情惊醒的世人对政府隐瞒不报、疏于防控越来越清醒。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可以让社会付出最小的代价。但是中共将维稳高于一切,漠视百姓生命。老百姓在白白地为中共的不作为付出生命。 武汉市召开两会期间,为了维稳,称没有一例新增病例,会后则隐瞒不住,病例出现暴增。目前死亡案例大部分发生在武汉,同时武汉还有很多人等待确诊,甚至有人已经被发了病危通知书,但没有检测盒而不能确诊。 不仅如此,武汉市公安局为了封口,还对八名所谓“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疫情爆发后,武汉市两名律师向武汉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解释处罚依据。至今,武汉市对媒体采访仍百般阻挠,不允许医生接受采访。 新年到来,疫临城内,医生们昼夜不停地接诊,连检测盒、防护服都不够用,患者找不到住院床位只能在家自我隔离。在万分紧急、全国人民心系武汉的关键时刻,湖北省政府则召开团拜会,歌舞升平,遭到网民严厉抨击。甚至连官方媒体《湖北日报》高级记者张欧亚也发微博,认为武汉应立即换帅。 武汉、黄冈、鄂州、利川一天封四城,全国十八个省市启动一级防控措施。湖北等地口罩奇缺,但对于海外捐赠却不能接受,被网民指官员为了面子而良心泯灭、草菅人命。这些做法被人称为“冠状病毒”,这或许是中共治下,比猛烈的新型冠状病毒更顽固、更邪恶的病毒。 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在中共治下,天灾永远与人祸相伴,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非典及此次疫情,中共一直在打着维稳的幌子在草菅人命,他们维护的不是国家稳定,而是执政者的政权稳定;他们考虑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疫情肆虐,生命的代价反而让人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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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感悟

最近几天朋友圈和新闻报道都是武汉肺炎,国内及世界都被震动,1月23号武汉开始封城,逐渐延伸到各地,病情越来越严重,千里之外的本地也出现被武汉肺炎感染患者的报道,人心惶惶,出门都戴口罩,很多人都无奈呆在家里,这应该是世上所有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记忆。 病毒也是生命,越坏的毒性越强,对人的危害越大,人看不见,摸不着,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这么大的范围,这么严重的病情真好像瘟神下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向人间倾倒,让人防不胜防。 很多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真是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在瘟疫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区别。 在危难时刻,还有那么多无私的人,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为了他人的未来,在付出自己的努力,奔赴灾区赈救患者,那是最值得敬佩与感恩的,向那些无私无畏真正的勇士致敬! 在大灾大难面前有没有意外豁免的人?想起一个报道:台湾的一个女子要带家人去武汉游玩,临行前她家的狗狗竟然意外的把她的护照咬细碎,女子生气又无奈,只好取消了行程,过了几天,武汉疫情大爆发,女子才知道,自己和家人躲过了一次灾难。 还记起一个报道:一家三口要登飞机旅行,上飞机前小孩子忽然肚子剧痛,大哭大闹,大人只好改签日期,没过多久,飞机失事,一家三口因为孩子的哭闹躲过了空难。 事情的发生很偶然,却好像谁在冥冥之中伸出了援手,让人唏嘘感叹并无限感恩。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幸运儿。在生死面前,没有几人不惧怕死亡,否则也不会吃药打针,不会小心翼翼去预防疾病。如果真是老天爷要扔掉烂苹果,净化环境,多么希望我们都是好苹果,是一个好好的人,不要被淘汰啊! 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医学上也说,健康的人抵抗力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心存正气,心存善念,用真心实意书写我们无愧的人生,不惧阎王爷的审判与召唤,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或者正在改变观念,在逐渐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真诚 ,善良,宽容,忍让,仁义…… 在纷乱的尘世中,我们能够剥开迷雾,探寻真相,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用我们智慧的眼睛与心灵去判断,与善良为伴,与真诚为伍,走在正确的路上,希望我们心中的神佛,保护我们都健康平安,度过劫难,迎来美好的未来。 zheng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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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 (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中、朝、古、越,也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 无论是暴力扩张还是悄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也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也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 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 《九评》编辑部 2017年11月18日 epochtimes.com, ntdtv.com 已满: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https://www.ntdtv.com/gb/prog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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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8):结束语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也经历了数不清的挫折和灾难。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社会道德高尚会带来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众安居乐业;而道德堕落则会带来国家的衰亡甚至文明的毁灭。 今天的人类再一次走向了物质文明的高峰,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肆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不是建立地上“天国”,而是毁灭全人类。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出于恨,它破坏了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不同国家里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暴力杀戮、强迫世人不信神的同时,它魔变、渗透西方,引诱世人远离神、背叛神,走的是另一条毁灭人类之路。 共产邪灵集合了人世间的各种负面因素,通过共产政权、共产党组织、魔鬼的同盟军、同路人、代理人等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操控和渗透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媒体、艺术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不知不觉间都沦陷于邪灵的魔掌,令人触目惊心。人类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反思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轨迹,不难发现魔鬼得逞的原因。人们沉湎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任由无神论泛滥,其实是在主动背弃神的眷顾、把大门向魔鬼敞开。人们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变种和现代变异观念所迷惑,是因为人类已经大面积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之路。传统文化是维系人类道德、让人在末劫最后关头能够得救的保障。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人类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就等于切断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使人无法听懂神的教诲,魔鬼就能无所顾忌地祸乱人间。当人类道德败坏到不符合做人的标准时,就只能被神忍痛抛弃,最终被魔鬼带入深渊。 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 环视全球,重大事件正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发生着。世界在觉醒,正气在回升。 中国虽然集中了共产邪灵最主要的力量,但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坚持信仰和普世价值,和平抵抗共产暴政;在《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运动中,三亿多人勇敢选择从精神上脱离共产枷锁。这种个人发自心底的选择,正在解体共产党于无形。神安排了中共最后的解体。中国的执政者和其他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有意解体中共,神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来天赋神授的真正权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会在最后的过程中遭遇中共解体所带来的一切灾祸、魔难。 在世界上,以艺术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和“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神韵艺术团巡演五大洲,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精神的觉醒和道德的回归,引领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 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近百年来共产主义对社会的渗透和对传统文化的颠覆,逐渐从法律、制度、教育、外交等方面清理共产主义因素和现代变异文化。各国政府开始警惕并反击共产政权及其扶植的黑手,共产势力在全球的扩张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共产邪灵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无法用武力打败。要想结束魔鬼对世界的统治,就必须从纯净自己的内心开始。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内而安外》一文中说:“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慈悲的创世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人们因为背离神而招致灾祸,只有回归神指的路才能获得神的救度。人只要能冷静地识破魔鬼的真实面目,守住心底的善,遵循神给人规定的思想行为标准,重新找回传统道德与文化,神就会帮助人摆脱魔鬼的控制,共产邪灵对人灵魂的侵蚀就无法得逞,它毁灭人类的企图也就注定走向失败。 我们应当感谢神。神为人铺就了摆脱魔鬼、走回传统、回归神的道路,现在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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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7):全球野心(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战” 中共在实现其全球野心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不讲任何规则。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其中包括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1]这些基因在中共全球扩张过程中承传不断、随处可见,手段和恶性程度不断强化和发展。而中共的超限战思想就是这些邪恶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共步步得逞的重要原因。 超限战思想一直贯穿中共的军事实践。1999年,两个中共将领正式在其军事著作中提出“超限战”一词,并将其总结为一套军事理论体系。超限战,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2]超限战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用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超台阶的方法进行,金融、贸易、网络黑客、媒体、国际法等都将成为可能的战场,包括恐怖战、生化战、生态战、原子战、电子战、毒品战、情报战、太空战、走私战、心理战、金融战、贸易战、媒体战、网络战、意识形态战、制裁战等等。[3] 《超限战》作者认为,战争的“泛化”是未来必然的结局,必须将所有的领域都军事化。他们认为,大量不穿军装的非军事人才是超限战的关键,政府必须尽快介入所有的无形战争领域,为战争预做准备。[4] 人们把很多领域称为战场,但那只是一种比喻。中共却是在真实意义上把一切事务战争化,它把一切领域都视为战场,任何时候都处于战争状态,任何人都是战争的参与者,任何矛盾冲突都被视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动辄上纲上线,动员举国之力,使用战争手段达到目标。上世纪40年代,中共曾经在夺取政权的内战中,用经济战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用谍报战先于国军部队直接拿到国军作战计划,用各种阴谋辅助军事行动打败国民党。这些历史上的超限手段,今天中共仍在使用,而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超限战意味着破除通行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使大多数西方人、西方政府和企业无法理解中共的行事方式,更难与之抗衡。 中共的这种超限战思维和做法贯彻在各个领域中:通过大外宣对全世界输出党文化谎言,管控全球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超限战;用名利、美色、人情、贿赂和淫威,拉拢统战联合国领导人、各国政要、智库学界名人、财团大亨、各界有影响的人,培养“中共的老朋友”,为中共站台,帮助它度过统治危机;扶持、煽动、联合流氓政权来牵制美国和西方政府,用订单外交来分化自由国家,实施政治超限战;用十几亿中国人的市场作为诱饵,与各国在经济上深度交融,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共的经济依赖,“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来捆绑各国;用破坏WTO贸易规则和虚假的改革承诺,积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社会主义的肌体;用市场、外汇和财力做武器,通过经济超限战压制人权,逼迫各国放弃道义责任和普世价值;信息技术上使用人海战术,强迫国民和私企盗窃发达国家的信息;外交上对各国有拉有打,分而治之,一手是经济诱惑,一手是威胁报复,并任意把本国和他国国民变成人质等等。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都被中共利用来达成其邪恶目的。 1)“大外宣”:把党文化推向全球 中国一家国营广播公司在伦敦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张之后招聘,有近6,000人申请了90个要求“从中国的角度报导新闻”的职位,中共遇到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问题:应聘者太多了。[5]人们对中共喉舌招聘的趋之若鹜,反映出西方传媒业的衰落,更衬出中共大外宣对这个世界的威胁。 (1)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6]过去中共做不到的,现在就要做到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媒体面临财务困难破产危机,中共抓住时机部署了一项“大外宣”战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共喉舌纷纷“走出去”,把报社、电台、电视台直接开设在世界各地。《南方周末》新闻部前主任长平表示,从2009年开始,中共当局划拨450亿元人民币进行所谓的“形象公关大外宣国家战略”。而据中国媒体人披露,450亿还只是公开披露的一小部分。[7]英国媒体估计中共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在对外宣传上。[8]2018年3月,中共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对外称“中国之声”(Voice of China),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 新华社曾在纽约时代广场租用了一块面积最大、位置最优的巨型广告牌,为中共宣传造势,轰动一时。2016年,中共特意把中央电视台在海外的名称从CCTV更改为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全球电视网)。 中共的对外宣传手段“与时俱进”,其喉舌媒体的海外记者站实施“本土化”战略,主要招募当地记者和主持人。一张“习近平通过视频访问CCTV美国站”的照片显示,90%的记者都不是华人。[9]节目内容制作从国内全面转移到国外,在当地雇用记者,在外国人的地盘上,用外国人的面孔、用外国人的声音、用共产党的思维,混淆中共和中国,用洋人来“讲好中共(不是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共(不是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共大外宣中最有特色的一幕。中共还给年轻一代国际记者提供奖学金,包吃包住让他们到中国参与培训或者读学位,给他们灌输中共的新闻观。 伴随着在非洲的经济新殖民,中共的媒体也已经把黑手伸到了非洲的各个角落。来自中国的电视和媒体集团四达时代传媒有限公司(StarTimes Media Group)现已在非洲大陆的30个国家里开展业务,号称是“非洲发展最快、最具影响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乌干达的一位计程车司机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观看当代中国电视剧了解中国社会。”[10] 中共的喉舌因为缺乏信誉、自说自话而造成对外宣传效果不佳。让外国媒体自愿成为中共喉舌的代言人,对批评中共的媒体和个人给予无情打击,让所有人都来为中共摇旗呐喊,是中共大外宣的另一记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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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6):全球野心(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上世纪初,魔鬼安排其人间代理苏共以暴力夺取政权,同时为其在世界舞台的最后一出大戏的主角做了铺垫──这就是当时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一手建立的中共。此后数十年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苏共,和西方自由阵营正面对抗的是苏共,西方人也一直以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为样本来认识共产主义。这给了中共充分的时间发展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初苏共解体,中共登上国际舞台替换苏共唱主角,用难以察觉的非暴力方式利诱人们与之共舞。此时的中共摇身一变,宣称不再纠结意识形态之争,而以“改革开放”的旗号极力拥抱全球化、发展极权制度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许多西方学者、企业家和政客们因此并不把中共当作共产主义政党看待,至多认为它是一个“另类”的共产党。 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共产主义的“假、恶、斗”和人类几千年政治权谋中最狡猾最阴险的部分,用利益诱惑人、用权力控制人、用谎言欺骗人,把这些魔鬼的工具掌握得炉火纯青,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文化,世界上很多人具有很深的中国情怀,对那片古老的土地和中国人民抱有好感和敬意。中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其篡取政权后,绑架了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混淆“中共”与“中国”的概念,把自己的野心隐藏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外衣下,这也构成了国际社会识别中共的难度。 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共的经济合作策略只是为了用“资本主义肌体的营养”[1]养肥自己的社会主义躯体,为稳固其统治、实现其野心服务,并非为了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其具体做法处处与普世价值相悖。 人类正常国家的立国之本来自于历史上的先哲、来自对神的信仰,要求遵循创世主所定下的行为规范、保持高尚品德、保障私有产权、恪守普世价值。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准支撑。魔鬼有意在中共党国里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共道德最败坏时,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邪灵并不是为了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而是要利用人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让全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 中共对内用暴政和资本主义中最不好的部分来运作这个体制,颠覆人类的道德,赏恶惩善,让最坏的人在社会中最成功。其政策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放大,又用无神论造成人无所畏惧的彻底堕落。对外则极力在全球鼓吹“中国(共)特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经济利益诱惑,让自由世界的人们放弃道德原则、默认其在中国实行的大规模信仰迫害和人权侵害。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大公司为了利益向中共妥协出卖良知,按中共的规则行事。 西方国家希望对中共进行和平演变,中国表面上的确现代化和西化了,但是中共的核心从来就没有被演变过。几十年下来,真实的结果却是中共成功地和平蚕食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人心。魔鬼就是要在精神道德层面上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它为了毁灭人类而来。中共是当今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胁。魔鬼让中共扩张全球的直接野心是将其毒素散布世界,并最终以强制形式胁迫人背叛传统、背叛神。其直接的全球野心即便没有得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它用经济利益诱惑放弃道德原则,或者被它的金融圈套勒索控制,或被它在政治上渗透,或被它的大外宣迷惑,或被它的军事威慑恫吓而不敢谈道德原则,无论如何,魔鬼都同样达到了其目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危险,人们不能不仔细考察中共的野心、策略、手法及其背后的目的。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1)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贯之 中共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争霸世界,这一点是由中共的本性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中共的本质是反天、反地、反传统的,要用暴力打碎“旧世界”,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注定它一定会不断扩张,要以共产主义形态一统天下。因此,共产主义从一出现,就必然是一种“全球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由于传统文化的力量曾经相当强大,在某些具体时间、地点,共产邪灵不得不采取渐进的、迂回的方式,宣称“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不同,中共一党独大,其战略目标常常以几十年、上百年为时间段,分步骤实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很快就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后来迫于国内和国际形势,曾经长期采取低姿态蛰伏。“六四”屠杀之后,中共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当时中共评估形势后认为尚无法和美国抗衡,因此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方针。这并非是中共改变了其目标,而只是在争霸的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策略、不同姿态而已。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观察,共产邪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扶植的是苏联,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锻炼“成熟”,作为最后时刻毁灭人类的利器。 2)欲称霸世界,必打败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警察。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必须打败美国。因此,在大的战略方向上,中共必然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几十年间美国一直是中共的假想敌,中共从没放弃对美国的全方位“进攻”做准备。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中分析,中共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计划,那就是在中共建政100年时,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称霸世界。在中共国防大学制作的电视片《较量无声》中,明确表达了与美国较量的野心:中共在实现其主导世界的“伟业”的过程,“必然始终伴随与美国霸权体系的磨合与斗争,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2] 中共的全球战略布局围绕着对美战略展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2004年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陈述:中共军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支专门对抗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3]事实上,不仅在军事方面,中共的大部分外交活动、国际战略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针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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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5):全球化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络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着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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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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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主义(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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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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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着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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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着。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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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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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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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裡,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裡,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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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着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着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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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经济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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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经济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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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3):政治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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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2):政治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 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对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箝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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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着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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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0):家庭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女权、性解放、同性恋权利等各类反传统运动在西方甚嚣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传统家庭。美国1969年加州离婚法开启单方离婚绿灯,各州竞相效仿,离婚—结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长超过一倍;50年代大约11%的诞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离婚,到了70年代这个比率蹿升至50%。[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2016年美国新生婴儿中超过40%属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这个数字不到5%。在东西方传统社会里,贞洁的两性关系被视为美德,如今变成被嘲弄的可笑观念。伴随女权运动而来的“同性婚姻权利”运动更寻求法律上重新定义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现任美国联邦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员的一名法学教授曾在2006年发起签署一项宣言,名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们家庭关系的战略新视角”,鼓吹人们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两对同性恋组成一个家庭等等),并宣称传统婚姻家庭不应该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权。[2]在公立学校里,几千年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可耻的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但被灌输为正常的,甚至有的学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传统理念教育孩子视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倾向能够“自由”发展(即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罗德岛学区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举行父-女、母-子舞会,宣称“公立学校无权给孩子灌输诸如女孩喜欢跳舞、男孩喜欢棒球之类的观念”。[3] 传统家庭被逐步摧毁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消灭家庭”将先于“消灭阶级”成为现实。 在西方社会里,摧毁家庭的因素有许多方面,不但有女权、性解放、同性恋运动的变异观念冲击,还伴有左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打着“自由”、“公平”、“权利”、“解放”的旗帜变异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各种显性、隐性的形式推波助澜,诱导人们抛弃和变异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而所有这一切所谓现代思潮、运动,从19世纪初发端,就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深深烙印。共产邪灵善于不断变化和欺骗,这使人们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动听的口号迷惑,最终却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家庭被摧毁、人心被变异的局面,实际上是共产邪灵近两百年来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的结果。 这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被破坏,由神的教诲而确立的传统道德被摧毁,通过家庭承传、培养熏陶下一代传统信仰、价值理念的功能丧失,使年轻一代人没有传统理念约束,由共产邪灵直接来掌控其灵魂。 1. 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设立,为“天作之合”,不可毁弃;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众生,但同时神也让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别,并为男女双方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传统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维护妻子;而女人则应当配合与帮助丈夫,使“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负责在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类似的,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男人为阳像天,当自强不息,有承载风雨、呵护家庭的责任;女人为阴像地,以厚德载物,当柔顺体贴,有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阴阳和合,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传统的家庭发挥着承传信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摇篮、价值承传的纽带。孩子的人生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孩子如果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到无私、谦卑、感恩、坚韧等等传统美德,必将会使其受益终生。 传统的婚姻生活也促进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长,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体贴包容对方。这一点和变异的同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情感总有阴晴变化,两人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分手,这种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区别,并不需要婚姻来约束。马克思则鼓吹情感上“无任何约束的性爱”[4],当然就是要解体传统婚姻,消灭家庭。 2. 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必然要消灭家庭。原教旨共产主义把经济因素作为主导家庭关系的关键,当代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再把人的性欲视为理解家庭问题的钥匙,二者相同之处都是把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抛在了一边,崇尚物质、欲望,实际是把人变为兽,从而通过变异人的理念来摧毁家庭。 共产主义有一个很迷惑人的学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类自身。解放的对立面是压迫。那么在人类自身的“解放”中压迫来自哪里呢?共产主义给出的回答是,压迫来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社会传统道德强加的:传统的“父权”家庭观念压迫女性;传统的性道德压迫人性。共产主义“解放自己”的理论被后世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继承发展,导致反对传统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恋等等反传统的观念大行其道,成为魔鬼消灭家庭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要推翻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3.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传统家庭。早在19世纪初,魔鬼选择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种子。共产主义思想开拓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乌托邦公社(两年后以失败告终)。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称公社把人类从“三位一体的巨大恶魔”中解救出来,对“巨大的恶魔”一词他解释说,“我是指私有财产,以及以私产为基础、荒谬的宗教和婚姻。”[5] 欧文死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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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9):信仰篇

引言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其远古的神话、传说,告诉世人当初该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该民族的人,并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给信神的人留下一条回归天国的路。在东方及西方,有女娲造人、耶和华造人等记载和传说。神也清楚地告诫人们,人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否则神会惩罚人。当人类出现大面积的道德败坏时,神也会出手毁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纯洁。全世界诸多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毁灭文明的传说,有的十分详实。 为了维系人的道德,有时会有觉者或先知下世,重新归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毁灭,同时带领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稣,东方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佛、道、神;什么是信仰、修炼及其不同法门;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怎样辨真伪、识善恶,最终等待末劫时创世主重来世间时能得救,重返天国。 人一旦割断了和造这个民族的神的联系,道德就会迅速败坏。一些民族就这样消失了,比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间葬身海底。 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信仰借助传统文化而根植在人们心中。因此纯用谎言难以欺骗中国人接受其无神论,共产邪灵为了拔掉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杀戮承载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再用谎言欺骗一代代的年轻人。在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宗教信仰是维系神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准的重要基石。共产邪灵虽没能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共产暴政,但靠欺骗、变异、渗透的伎俩仍然达到了它们毁灭正教、败坏世人的目的。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共产党宣言》扬言要消灭家庭、教会和国家。可见,消灭、颠覆宗教是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信神开始到与撒旦为伍,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义很难被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宣扬无神论,宣称“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等等。人并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蚀并占据人的心灵,并最终将人拖入地狱。这就是共产邪党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马克思是在理论上诋毁宗教、正神,当列宁1917年攫取政权后,就有条件利用国家机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迫使世人离开神。 1919年,列宁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对宗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22年,列宁要求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决议”,声言“要趁此机会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时间大量教会财产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余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苏俄夺取政权前则有40,400多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天主教同东正教一样遭到灭顶之灾。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利用教会财力、人力抵抗德国的进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并重新恢复了这些宗教。其背后有更卑鄙的目的,即严格控制被恢复的东正教及天主教,把它们作为破坏正教的工具。 前苏联的阿列克谢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为东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为大主教;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成为莫斯科大牧首。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他为克格勃工作的秘密经历得以披露。其后,他也承认对苏联政府做出过妥协。他公开对这些妥协表示忏悔。“为了保护一个事物,就有必要放弃另一些。又有哪些不仅身负自己,还有其他千万人的命运的人或者组织,在苏联统治的那些岁月中,没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仅对上帝,对于那些以往在教会的默许下,被迫妥协,被消声,无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诚,而造成痛苦的,我请求他们的原谅、理解与祈祷。”[2]宗教已经成为共产邪灵控制下的洗脑、骗人工具。 苏共并没有把魔变宗教限制在本国境内,它有计划地将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虽然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有单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国人一样有对神佛的坚定信仰。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与长期存在宗教冲突的其它地区不同,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铺垫了底蕴极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造成人类毁灭的那场大洪水中,中国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后中华民族继续发展,保留了连续不断的五千年信史记载,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 这辉煌的文化与信仰经过五千年溶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也成了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的目标。但靠简单的欺骗、引诱想让神州子民放弃几千年传统文化及信仰,接受西来共产主义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邪招使尽,以暴力残杀开始,破坏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识分子,再从器物层面(如建筑庙宇、文物古迹、字画古玩等)摧毁中华传统文化,割断神人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毁坏传统文化的同时,共产邪党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破坏传统文化的工具,有的则跟从共产邪灵直接参与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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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8):渗透西方(下)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激进分子的守则》这部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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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7):渗透西方(上)

引言 2016年美国大选是几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选举。虽然58%的投票率并不算高,但选战过程却一波三折,很不寻常。随着共和党候选人胜选,喧嚣的选战暂时落下帷幕,但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对新当选总统的攻击,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游行者打出“不是我的总统”等标语口号,称新选总统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纳粹党人”,要求重新清点选票,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 虽然抗议者一再声称他们的游行示威出于自发,调查记者还是发现了关键的证据,揭示出其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据指证,组织抗议的是左派的“职业革命家”,这些团体和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极权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新西兰政论家翠弗‧劳敦(Trevor Loudon)制作了纪录片《陷于重围:2017美国内战》(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劳敦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出于冲动说上面一番话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共产主义问题,发现共产主义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2]由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渗透进政界和企业界,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左,即共产极权方向迁移。就在世人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阵营欢呼的时候,共产主义却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肩负着“世界警察”的天赋使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与最后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美国抵制住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威胁,最终不负众望,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百多年前,富于远见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体系和哲学理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之后,撰写了不朽的政治学经典──《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基础性文件,把天赋人权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确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并且奠定了分权制衡的共和制度。这两个文件和众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国人民一道,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达两百年之久。 共产邪灵当然不会安心于整个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东西方同时布局。为了毁灭人类,邪灵操纵其在人间的代表,先是勾画了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然后选择不同的人间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说,极其狡诈地实施毁灭人类的计划。如果说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共产邪灵采用的是夺权、杀戮等方式,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那么在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共产邪灵采用的则是渗透的方式,用千变万化的欺骗手法,变异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最终也达到败坏人、毁灭人的目的。 由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暂时没有取得政权,共产邪灵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渗透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当中。在推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一,苏联的颠覆和渗透。苏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作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开始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开始用不同方式对西方进行渗透。 第二,各国共产党听命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积极筹划颠覆活动。 第三,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病急乱投医,采纳了各种变形的社会主义政策,使西方社会中过去几十年中呈现不断向左转的态势。 第四,各个国家都有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产党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为共产邪灵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第五纵队”,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道德、支援共产政权、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将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共产主义渗透西方的过程和手法。由于图景纷繁复杂,这里难免挂一漏万。但掌握了基本的线索,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戴着各种假面具的共产邪灵的魔爪。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主要使用了美国的例子,但读者应该清楚,魔鬼的诡计绝不仅仅局限在美国一国,在其它国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将概述共产主义对欧洲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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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5):东方杀戮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从在苏俄夺取政权开始,共产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国国会记录显示共产主义残杀了至少一亿人,[1]《共产主义黑皮书》详实记叙其杀人历史及事实。[2]从苏联及东欧共产集团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室公开的历次运动死伤人数记录、国际法庭公审前柬埔寨共产党魁的杀人罪行,到当下的朝鲜金氏极权暴政,人们对共产暴政嗜杀的本性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 曾有很多学者比较共产党极权与纳粹极权政体的不同。这些比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一点却通常为学者所忽略。纳粹屠杀犹太人只是以屠杀本身为目的,但共产党杀人的本身却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灵魂还是会进入天国或轮回转生。而共产党以屠杀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植入恐惧,强迫人们接受它的邪说,最终让人类的灵魂在道德的败坏中走向地狱。它不仅要毁掉人的肉体,更要毁灭人的灵魂。 共产党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强化内部成员的凶残,筛选最邪恶者来进行掌控。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不断在内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见,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对党的领袖,但却遭到残酷无情的清洗,乃至株连九族。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由于与神和人为敌,罪恶弥天,因此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为此,共产党需要找到最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来做它的中坚力量。屠杀的过程就是在筛选最心狠手辣的邪恶分子,这样共产邪灵才能放心地将权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证这个暴政的延续。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党员都被清洗,由此选出了一个最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了中共的继任领袖。江泽民后来又选择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最凶残的罗干和周永康相继进入最高领导层,其原因也是如此。 这种杀人有时候还需要全民的参与,如“文革”,让全民手上都沾了血,与党共同犯罪后就容易成为这个罪恶体制的维护者。至今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中,还有很多人高喊着“青春无悔”,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除此之外,共产邪教通过屠杀来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并让旁观者在恐惧和战栗中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质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们不难解释一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战争还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而共产党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持久和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传统的中国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邪说必须靠暴力来移植和维系。在此之前,则是在苏联进行预演。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共产主义是个邪灵,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从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毁掉拥有人世间最辉煌艺术的巴黎城;从苏联共产党阴谋加暴力夺权,到中共暴力加诡计篡位,皆是如此。 1)苏共上位 1917年2月,当时俄国产业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厂环境恶化而发动罢工。其后,动乱蔓延至俄罗斯其他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临时政府建立。列宁听闻动乱后想立即从瑞士赶回俄罗斯,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中间经过的都是敌对国。2007年底,德国《明镜周刊》证实了一个长达九十年的猜测。[3]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俄罗斯是交战国,他认识到列宁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于是允许列宁取道德国到达瑞典,再经芬兰回到俄罗斯。不仅如此德皇给了列宁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国外交部就给了列宁2600万马克。丘吉尔在评价德国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宁送回俄罗斯时说:“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回去。”[4]列宁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动乱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发动政变(即十月政变),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首个共产政权。 但在其后的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中(1918年1月5日),俄国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选票优势击败执政党,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4440万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社会革命党得票率有40%,布尔什维克最终败选。 面对这一结果,列宁撕毁承诺,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充分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召开当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后以强制手段解散了立宪会议,导致1月5日的选举最终失效。苏俄十月政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暴力运动的始因,它触发了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自此杀戮不断。 2)中共篡权 1917年,苏俄刚刚建立,便利用中国是共产第三国际成员国的机会“输出革命”,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渗透国民党促进其实力的迅速增强。国民党政府军与侵华日军八年艰苦对决中,中共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从几乎被消灭的3万红军重新坐大成为拥有正规军132万、民兵260万的军事集团。随着日本战败,中共一边和国民党假装和谈,一边武力扩张,怂恿美、苏放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军,于1949年暴力篡权,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极权国家。 此时的共产阵营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苏、中两大国,几乎“红”遍欧亚大陆,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也倒向苏共或中共。二战中无数世人浴血奋战的结果,却养虎为患,让共产极权坐大,实出世人所料。 2. 受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从共产鼻祖马克思到共产极权国家都在口头上大讲依靠工人农民、无产阶级,代表着工人农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实际行动证明了最后吃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1918年,随着立宪会议被列宁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来反抗,成为第一个在暴力机器前流血的阶层。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但罢工很快被苏共用武力残暴镇压。全俄铁总和其它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从此俄国工会逐渐被苏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国很多城市也多次发生工人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士兵相同的粮食定量,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结果,所有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残酷方式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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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6):输出革命

共产邪教在全球的传播依赖的是暴力和谎言。当一个大国在向小国输出这种邪教意识形态的时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够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教特征,就会对其凭借暴力或谎言(如所谓的“大外宣计划”、“孔子学院”等形式)输出邪恶意识形态掉以轻心。本章所关注的就是共产邪教在亚洲、非洲、南美和东欧的扩张和渗透。共产主义对西欧和北美的渗透手法更加复杂,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 1. 向亚洲输出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实际上就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1919年,苏联成立了“第三国际”,企图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让整个国际社会完全赤化。该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5月在上海建立联络处,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在其后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苏共的附庸。毛泽东那时每个月拿苏俄160到170银元的经费当工资,[1]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20元左右。 中共的夺权过程还跟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有关,这是杜鲁门放弃对蒋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将中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支持的中共。杜鲁门还做出了在二战后撤出亚洲的决定。1948年,美国即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对蒋介石的台湾不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台湾与中共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一周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这一政策,声称如果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2]虽然美国后来因为朝鲜入侵韩国导致联合国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是美国在此之前的对亚洲不介入政策,的确为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中共“输出革命”可谓不计血本。除了训练各国游击队、提供武器、派出作战人员颠覆各国合法政府之外,还提供大量金钱支持。在文革疯狂时期的1973年,中共“对外援助”达到了创纪录的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据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注:即“大饥荒”期间]的时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期间,“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000万元。[4]这些钱如果用于购买粮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饿死的3000万百姓。因此,这些冤魂不仅是在为中共“大跃进”付出代价,也是中共“输出革命”毁灭世界的牺牲品。 1)朝鲜战争 共产邪灵为毁灭全人类而力图占领世界,因此它也会利用人对权位名利的欲望,诱惑人向世界推广它的邪教意识形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这种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泽东在1949年拜见斯大林时,以比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屈辱的条件,准备牺牲百万军人和上千万劳工的生命为代价帮助斯大林在欧洲建立霸权,以此换取苏联支持他控制朝鲜。[5]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了预谋已久的侵略韩国的战争,三天内攻陷了汉城(首尔),一个半月后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3月,毛泽东就在东北布置重兵,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整个战争过程我们略过不提,由于杜鲁门的绥靖,导致战争久拖不决。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把国民党在内战时投降的百万士兵送到前线当炮灰。[6]到战争结束时,中方伤亡也达百万之多。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鲜在苏共和中共争夺控制权的时候两边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访华,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铁时,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无偿建一条。毛泽东立即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将北京在建的地铁停工,将一切设备和人员,包括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送到平壤。朝鲜不出一分钱、一个人,还要求中共要考虑战备防空,结果平壤地铁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后,金日成又翻脸不认账,说是朝鲜人自己设计、施工并完成了这项工程。同时,金日成还越过中共,有事直接向苏联汇报,或要钱要物,并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鲜战争时留下的企图建立亲北京政府的人士,杀的杀、关的关。中共赔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苏共垮台之后,中共对朝鲜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饿殍遍野。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朝鲜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六十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死亡。[8]这也是共产邪恶政权在输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债。 2)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战胜法国,而有《日内瓦协定》及南北越南对峙。其后,法国撤出越南,北越对南越的入侵和美国的介入遂使越南战争升级为二战以后最大的局部战争。美军直接参战时间从1964年持续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向越共派出顾问团,其军事顾问团团长就是中共上将韦国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顾问团,将越南数以万计的地主、富农关押和处决,引发了北越的饥荒和农民暴动。中共和越共联手镇压这些暴动,并发动了和中共“延安整风”类似的“整训”和“整军”运动。毛泽东为了成为亚洲共产党的领袖,不顾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大规模援助越南。[9]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终止了毛泽东的疯狂政策,准备恢复经济,让毛泽东退居二线。而毛泽东不甘心失去权力,于是悍然加入越战,而没有军权的刘少奇面对开动的战争机器,只能放弃恢复经济的部署。 1963年,毛泽东相继派出罗瑞卿和林彪访问越南,刘少奇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并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动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引发了美国正式参战。随后,为了和苏共争夺对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钱、出物资、出人。[11]根据陈宪辉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的数据,“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500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总援助达到200亿美元,[12]而中国1965年的GDP不过才704亿人民币(按当时官方汇率大约折合286亿美元)。[13] 1973年,美国在自己国内共产党分子煽动的“反战运动”下妥协,从越南撤军。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领西贡,南越灭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导下,开始了类似中共夺权后的“镇反”运动,南越大约两百多万人冒死逃亡,[14]成为冷战时期亚洲最大的难民潮。1976年,整个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魔掌。 3)红色高棉 越战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规模援助越南,但这后来也成为中越交恶的导火索之一。中共为了输出革命,以巨额援助为代价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国打下去,[15]而越南并不希望长期维持这场战争,从1969年开始就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四方会谈。这个会谈将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急需在国内树立威望,加上中苏在珍宝岛开战后关系更加恶化,毛又联美制苏,邀请尼克松访华。此时美国也面对国内反对越战的声浪,不愿继续打下去,越南和美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越南与中共渐行渐远,向苏联靠近。 毛对越南极为不满,决定利用柬埔寨制约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更加不和,最终两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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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4):欧洲发端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许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预言,许多也都已应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宗教独有的现象,其它还有像法国诺查丹玛斯留下的《诸世纪》,以及秘鲁、韩国等的传世预言。而在中国,在汉、唐、宋、明代都有系统的预言,其准确性让人惊讶。[1] 预言现象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反而像是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其发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远年代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在历史的最后时刻(这一时刻也可能是新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始),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会来到人间。 在电影编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切为了高潮”。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编剧要设计许多人物和安排许多事件以促成这个高潮的到来。[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历史这个剧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显神迹之前的最后正邪大战,而许多事件都是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后的高潮,魔鬼在世间做了细密的安排以毁灭人类,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创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后关头唤醒迷失的人们、让人摆脱魔鬼的得救之路。这一切造成了人世间的复杂局面。 世界上许多正教都预言了最后创世主回到人间,也有很多宗教预言在此时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现,万魔出世,世间乱象丛生,人的道德也非常败坏。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人的这种败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无神论的盛行,并用欺骗性的理论来蒙蔽人们的头脑。这种欺骗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开始出现,而马克思是集各种欺骗之大成者,并形成了一个貌似包罗万象的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权暴政。简而言之,马克思就是为了最后干扰人使人不能认识创世主的魔鬼。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论是魔鬼的代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马克思一生中出版过大量书籍,广为人知的两部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经过了一个魔变过程,使得他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马克思年少时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3] 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写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的亲人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的魔变。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 而马克思的儿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 马克思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在她小时候,马克思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Hans Röckle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无完结。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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